蘇魯閩先生, 絲綢之路經濟發展研究中心秘書長, 在《信報》發表時事評論

地区事件热闹，但大国竞争决定其发展

Terry SU

​

过去几周，三条区域性的事件线交汇到一起，使地缘政治重回焦点。 6月25日，拜登与特朗普进行了两轮电视辩论中的第一轮，拜登显得衰老不堪、表现奇差。他的阵营感到恐慌，就他是否应退出竞选产生严重分歧；但他和他的家人坚称他会继续参选。在美国广播公司（ABC）的采访中，他说他会击败那个“病态骗子”特朗普，并质问：“除了我，现在还有谁能…呃…嗯…至少能战胜中国。”刚刚传来的消息是他给民主党同仁发公开信，誓言“现在是时候民主党众志成团结在我周围、击败特朗普！”

​

上周末在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仓促举行的国民议会提前选举中的犯险一博中又得到命运垂青。尽管Marine le Pen女士的极右翼国民联盟（National Rally）在一周前的首轮选举中获得了三分之一的选票而处于领先位置，但极左翼和马克龙的中间派联盟响应马克龙号召团结对敌，在周末的次轮投票中将它挤到了威胁性较小的第三位（以胜选席位计）。

​

而英国于7月4日举行了议会选举，执政14年的保守党惨败，让反对党工党则取得了压倒性胜利。（本专栏在两周前的一篇前瞻性文章中对英国的这次选举情况有所专门观察，有兴趣者可参考）

就本专栏而言，所有这些地区性事件都应从最重要的美、中、俄的大国竞争这一外部因素来衡量。

以此来看，鉴于美国是现任超级大国，拜登糟糕但死撑的竞选戏码影响远及美国境外，而法国和英国的选举其实是对美中俄三强之外生性进行变化和发展的被动回应剧集。

​

英国新任外交大臣David Lammy新鲜出炉的对华政策声明就表明了这一点。他只是简单重复了美国国务卿挂在嘴边的话——说英国将全面审查自身的对华政策，以确定“什么地方要竞争、什么地方能合作、什么地方要挑战”。换言之：非大国必须根据大国间关系的变化定位、再定位。

​

《纽约时报》上个月的一篇专栏文章质疑美国明明已经不是世界领袖了，却还像大佬一样发号施令。文章作者、同时也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的Stephen Wertheim写道：“冷战后几十年以来，现在是美国最不像世界领袖的时候，它更像一个帮派的头目——为了保护自己偏袒的一方而与逐渐结盟的对手对抗，而世界的其他地方都在观望，不明白美国人为何认为自己还是老大。”

​

同时，也不乏特朗普的前国家安全顾问Robert O’Brien这样的人。他在最近一辑《外交事务》杂志文章中坚持认为，“事实上，华盛顿应该寻求使其经济与中国脱钩。”O’Brien持此观点自有其理由：北京的经济增长和军事扩张已达如此地步，美国不得不对华采取鹰派态度。他是这样说的：“既然中国试图削弱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华盛顿就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

这听起来是不是像华盛顿一直在言不由衷地表示无意阻止中国增长，且将在符合美国利益的地方与北京合作，例如气候变化、芬太尼和核武库问题？大概率是，但欢迎来到双重真相（Double Truths）的真实世界。

​

尽管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的态势在得到北京支持的情况下稳步加强，尽管中国电动汽车和传统芯片在全球范围内极具竞争力，尽管中国在台湾这个北京认为是反叛的省份于5月20日事实上宣布独立后立即而有效地包围台湾所展现的能力令人惊讶，但只要华盛顿继续以这种方式对待中国，那么包括欧洲和英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地区就几乎没有希望实现真正自决和自足，只能做好准备以适应这两头打架的大象接下来可能的行动，无论好坏。

​

许多观察家将当前的美中之争比作一战前夕的老牌英帝国与新兴大国德国之间的较量。最近的一个如此观察是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Odd Arne Westad在上月中旬于《外交事务》网站上发表的。他责备当时的英国人和德国人：“无历史感”和“视野狭隘”使得他们“梦游”着走下了悬崖。

​

Westad教授说：“结构不是命运，但人类的贪婪和愚蠢之极足以导致灾难的发生。

​

以应用历史的观点看，北京方面似乎以其丰富独特的文明历史为鉴，一直保持谨慎，决心竭尽全力避免重蹈当年崛起之德意志第二帝国被腰斩的覆辙。 很能说明问题的一个近例：最近被媒体广泛引用的消息称，中国领导人曾向欧盟领导人透露，华盛顿曾试图用激将法挑逗中国为台湾开战，但他不会上钩。当然，华盛顿对此予以否认。

​

然而，对于美国而言，其无法掩藏的战略焦虑还是未得到缓解：中国凭借其全要素的工业和技术实力实现的崛起势头之强，似乎不可阻挡，除非诉诸战争。

​

这并不是说中国就没有它自己的麻烦——中国的问题实际上很大。但此处的问题在于，即使华盛顿的政治精英们执意要通过扼杀经济学来遏制中国的和平崛起，他们也明白经济法则还是运行如常。

​

对北京进行军事打击至少自伤严重——只要认识到这一点而使大打出手成为不可能，那么亚当·斯密的法则更有可能推动中国造商品在世界市场上的销售，并将其转化为北京财富与权力的交互积累。

​

或者还有一条路。最近，昆西研究所（Quincy Institute）的一位名为Jake Werner的研究员认真地提出了一项更接地气的建议：让中国的产品与技术进入美国，然后“窃取其知识产权”——他说中国以前就是这么做的，美国不妨效仿之。这比O’Brien先生之流的建言更有意义？

​

本文作者Terry Su是Lulu Derivation的总裁。在成立Lulu之前，他有20余年的投资银行和企业高管的经验。他还曾是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翻译及语言学系的顾问委员会的外部成员。他于北京大学获历史学系、国际政治学系的学士学位，并于牛津大学获国际关系硕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