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魯閩先生, 絲綢之路經濟發展研究中心秘書長, 在《南華早報》發表時事評論

被晾在一边的英国奋斗图强

苏鲁闽

美国总统拜登宣誓就职后的中美关系引人注目，而英国硬怼中国博眼球也不遑多让。一些英国政客附和美国政府对新疆“种族灭绝”加以谴责，英国政府吊销中国国有新闻频道CGTN的广播牌照，而英国媒体则大肆渲染中国侵犯人权和中国间谍在英国活动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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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呼吁将一年一度的七国集团峰会（G7）变为主要民主国家与中国进行价值竞争的“D10”。鉴于所有这些挑衅性的姿态，约翰逊在最近与一些商人会面时做出个人表白，说自己是“狂热的亲华派”，难怪少有观察家会把它当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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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以其浸润多年的务实和平衡各方力量的外交传统，或许会与中国进行克制和温和的博弈。它本可以走欧盟所走的平衡路线，尤其是在其与欧盟分手，以及中国作为经贸大国的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时候。

也许有人会说，伦敦是通过与抨击中国的美国保持步调一致来启动其“全球英国”计划，但这说不大通。英国与土耳其的自由贸易协定无足轻重；以英国产业结构之缺乏竞争力，英国与日本的双边经济协定并不能发挥其优势；美国也不再有余钱和意愿为英国的意识形态忠诚发奖金。重塑英联邦——与澳大利亚、新西兰，或许还有印度结盟做大自身？我只能说，祝你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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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用剑桥大学历史教授布伦登·西姆斯的观点，“欧洲”是关键。他在《英国的欧洲》一书中写道，英国过去1,000年国运的“良性循环”是“始于欧洲，终于欧洲”。

当英国前首相卡梅伦着手进行脱欧公投时，很多人都和他一样是这样的算計：即使他的豪赌出了差池，无论英国当时的问题有多严重，在欧盟的成堆问题面前都不算什么。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对欧盟的悲观预期在英国媒体上可谓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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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政治哲学学者约翰·格雷在2012年指责欧盟“狂妄自大”，判断欧盟“举步维艰”。他甚至在2014年初语出惊人，“为了解决20世纪的德国问题，半个欧洲都被牺牲了”。2017年，《经济学人》前主编比尔·埃莫特给出了“欧洲瘫痪”（European Paralysis）的诊断，并断言“按照目前的轨迹和政策，欧盟正在走向解体和最终消亡”。

当年，英国挺过了金融风暴，做的不错。伦敦对一些欧盟成员国的经济生存能力感到忧心忡忡，尤其对欧盟救助希腊的做法感到愤怒。再加上国内对移民涌入英国的不满情绪持续发酵，最终将英国人推向了脱欧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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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欧后伦敦的如意算盘是，即使英国只能自己挣扎图存，也比在摇摇欲坠的欧盟中过得好。即使英国最后选择回头，它也随时可以以更好的条件回到欧盟，因为通过这样做，用西姆斯的话说，“英国人民不仅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在欧洲救出自己，而且也以自己为榜样拯救欧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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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英国来说不幸的是，事情似乎并没有这样发展。尽管如道格拉斯·马里这样的保守疑欧派人士持有悲观的预测，但欧元区并没有一落千丈。正如西姆斯无心插柳似地预测的那样，很大程度上“通过在危机时期的急剧破裂”（即新冠疫情危机），欧盟实际上显示出强烈的成功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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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大疫情向欧盟成员国展示了德国和法国领导层的可信度和可靠性。现在，包括民粹主义的“五星运动”在内的意大利所有主要党派都在亲欧盟的总理马里奥·德拉吉的带领下团结起来，与欧盟默契协作，以换取一揽子财政援助计划——这充分展示了欧洲人在这一艰难时刻携手共进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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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英国来说，更严重的影响来自于最近的中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及随后不久的“中欧投资协定”。最后，伦敦金融城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可谓岌岌可危，这非同小可。欧盟很可能倾向于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动摇伦敦金融城，已表明不会让以欧元结算的交易留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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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改变之剧烈，使得英国无法冷静以对。以中国为攻击对象是声东击西，英国的心思始终在欧盟身上。西姆斯在2015年已颇感不祥地表示，英国将 "不得不与整个欧元区协调其经济和环境政策，以避免在与独裁国家 - 特别是中国 - 进行贸易时搞成‘逐底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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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趋势已成，3年、5年或10年之后，英国将重新加入欧盟成为其正式成员。这一交易的关键部分会是英国放弃英镑，使得它不仅要“与欧洲同在”，而且要“与欧洲一体”，从而背弃温斯顿·丘吉尔传下的祖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