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魯閩先生, 絲綢之路經濟發展研究中心秘書長, 在《南華早報》發表時事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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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4月7日
世界需要外交
苏鲁闽
新任美国驻华大使Nicholas Burns上个月终于到达北京，在中国首都按要求做了新冠检疫隔离后开始处理公务。对于中美间这一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而言，美国驻中国大使一职在去年12月Burns得到任命之前居然空缺了将近一年，这委实不同寻常。
《大英百科全书》将“外交”定义为“通过对话、谈判及其他非诉诸战争或暴力的手段以影响外国政府和人民之决定与行为的通行方式”。Burns本该是这一使命的人格化身，但在美国参议院去年10月举行的提名听证会上，他首次亮相就对中国 —— 这个他将要代表美国每日打交道的东道国 —— 表现出赤裸裸的敌意。
他把中国称为“侵略者”；他指责中国在新疆、西藏、香港做出的所谓坏行为，说它们“是不义之举、必须停止”。在台湾问题上，他宣称“我们当然不能相信中国人”，“我们要让台湾成为一块难啃的骨头”。
这不大像是一位大使在这种场合会说出来的话。两个月后，去年6月离任的、史上任期最长的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在北京的一个论坛上发言，对Burns的这种情绪做出了回敬。
之前作为中国在华府的门面人物，崔的发言一向温和。但这时他似乎终于无法自抑，认定“美国不会心甘情愿地接受一个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传统乃至种族都很不相同的大国崛起”，指控美国的对华政策中有着“非常强烈的种族主义因素”。
这两位资深外交官之间的公开互怼只是众多例子中的一个，表明在冷战结束后世界最需要外交的时候，外交的作用却迭遭侵蚀。
在眼前的乌克兰局势中即可看到外交失败的后果：这是一场自二战结束以来欧洲从未见过的规模大战，发起国俄罗斯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也是世界上拥有最多核武器的两大国之一。
火上浇油的是，美国政府和媒体都在以传教士的热忱传播一种叙事，把普京的俄国比拟为希特勒的德国，并指责中国是“站在历史的错误一边”（引自国务卿布林肯）—— 因为中国拒绝谴责、甚至倾向于俄罗斯。
这不是能达至世界和平的有效方案，因为如果从摩尼教式二元论的视角来看当今世界，那就是误读了Burrows和Manning最近在《外交政策》杂志上所说的“历史的拐点”，这一拐点显示国际关系正明显从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秩序转向多极化状态。在这种转换的环境下，各个大国受驱于其内在的追求自身国家利益之冲动，不惜采取违反规则甚至冒险的举动 —— 俄罗斯之侵入乌克兰并称核武发射就位即是明证。
在这个重中之重问题的处理上，美国有权、也有责任做出比其他国家更大的努力 —— 如此要求它一个理由就已足够：按全球指数的每一个主要指标衡量，它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古谚有云，“权力越大，责任也越大”。
首先，美国需要认识到，即使进军乌克兰的俄罗斯仍可应对——这还是个有很大问号的“即使”—— 但如果中国在台湾和南海问题上被挑衅激怒，局面恐难言可控。
因此，华盛顿应积极寻求通过直接外交来结束乌克兰战事，或者由欧盟出面斡旋和平，并邀请中国助一臂之力。
同时，各方应作出具体的外交努力，将拜登总统在去年11月美中视频峰会上所提双边关系之“护栏”主张加以落实，以免酝酿及引爆另一场类似乌克兰事件但更具潜在破坏性的危机 —— 这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通过这一系列的共同努力，国际社会或可期待启动全球政治中的“修辞学转换”，即，从“历史的终结”和“自由之利维坦”之类的言词，转回到涵盖面更广的“现实主义”（这是Hans Morgenthau的代表作《国家间的政治》一书中首次系统性提出的概念）。
亨利·基辛格大量使用了这一概念。例如，他指出“不受意识形态限制而利用每一个可选项”的能力是“现实政治（Realpolitik）”的关键所在。值得一提的最近说法是Burrows和Manning在上述文章中所提倡的“战略共情”。
美国的肯尼迪总统在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的一次工作人员会议之后，对他的新闻秘书感慨道：“你觉得房间里的这些人意识到了吗：我们要是犯了错，两亿条人命可就没啦？！”外交之攸关重大，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当年肯尼迪所面对的情况与今天全球事件之纷繁复杂相比却又相形见绌 —— 今天这些问题往往是复杂的、多面的，而且处理起来不胜其烦；正因如此，我们更须保持警惕、坚定寻求外交解决方案。
换个说法，一如美国国务院前高级官员Susan Thornton在其最近的一次采访结束时干脆利落吁请的那样：“救救外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