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魯閩先生, 絲綢之路經濟發展研究中心秘書長, 在《南華早報》發表時事評論

美国的不可能任务

Terry 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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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一期的American Affairs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要赢了，现在怎么办？》（China is winning, now what?）的长文，颇能耸动视听。

文章作者是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的Nathan Simington。其文详细讲述了美国如何被中国的崛起搞得措手不及。以汽车制造业为例，他指出近期的北京车展以“前所未有的电池性能、难以置信的低价和精密至极的电子设备令人惊讶不已”，中国的电动汽车玩家以此“突然杀出成为竞争者”，闯入年销售额约3万亿美元的全球汽车产业。他敦促下届美国政府“将生产迁回本土，以实现国家利益的目标”。

他的理由是，在冷战时期，“美国从苏联集团采购物流和电信关键部件”是不可想象的，这“太荒谬了，根本不会有人当真去做”。而另一方面，他指出“我们与中国和平相处了太久，让我们不知不觉陷入了这种不可接受的对华依赖状态”。

让我们扩大一下视角。据两度担任新加坡驻联合国大使的退休外交官Kishore Mahbubani转述，已故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晚年曾直言，美国在没有制定全面战略的情况下就进入了与中国的竞争，这是美国的一个重大失误。 

难怪美国应对仓促，只因中国崛起得太快。众多惊叹于中国速度的人中，有已故的Ezra Vogel和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前者是受人尊敬的中国研究专家，后者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早在2008年就说过，中国自1978年以来发生的变化“其规模、特点和速度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因为他原本预期中国转型“需要一、两百年时间，而不是二、三十年”。

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决定性回应是 2018 年以特朗普式粗暴方式突然发起的贸易战。这场贸易战是如此决绝，以至于现在人们普遍认为，特朗普在任4年最大的遗产是华盛顿对华政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接触中国变成遏制中国。

这场竞争甚至在2019年被时任美国国务院规划主任的Kyron Skinner提升到了文明层面。她指出，美中的竞争是“与一个截然不同的文明和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国对美国形成了“独特挑战”。本身是非裔的Skinner说与前苏联的冷战是“西方大家庭内部的争斗”，而与中国的竞争则是“我们第一次面对非白人的强大对手”。

接任的拜登在两党共识下基本上继承了特朗普的与华对抗政策，只是他在执行上更加细致，更有章法，更强调美国的全球联盟。

然而，事实证明，尽管面临重重困难（包括受制于美国的“小院高墙”战略，即对中国生产商实施选择性关税和坚决的高科技禁运），中国仍然保持韧性，继续崛起。

作为反击，中国助力以国内翘楚华为为首的主要芯片制造商们自研芯片与核心软件。同时，其电动汽车、锂电池和太阳能电池板凭借其生产商的成本竞争力和专业技术，正在行销全球。

放眼未来，任何关于美国能够扭转技术扩散趋势并重新成为制造业霸主的说法都只是情绪化和意识形态的断言，而非严肃的论点。华盛顿固然可以像财政部长耶伦（Janet Yellen）今年早些时候在北京所做的那样，指望扼杀经济学来阻止中国的崛起，但亚当斯密的经济法则是不可违背的。

现在一些预示性发展已有迹可循。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首访北京。拜登政府打算在帮助卡马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竞选总统以对抗特朗普的同时稳住敌对的美中双边关系；在此背景下，他的访问被普遍视为一次无关痛痒的成功。

但要看到另外的背景性发展。在美联储主席鲍威尔（Jerome Powell）发出降息信号之前，两国政府最近举行了中美金融工作组第五次会议。过去两年半里，华盛顿让美元持续高企，却未能击垮北京的经济，现在发现自己不得不下台阶做政策转向，需要确保中国的默契不撤梯子，继续支持美元。

再往远处看，就会发现俄罗斯和英国的关键地缘政治变量。当欧洲对乌克兰战争泥潭导致其陷入贫困的恐惧再也无法抑制时，布鲁塞尔很可能会起而反抗华盛顿。可能的表现形式是法德两国牵头与俄和解；甚至英国重返欧盟，尽管这听起来有点儿难以置信。

无论是出于对上述欧洲力量再平衡的预期，还是作为其真的发生后的结果，华盛顿最终是否会与北京达成共识，重塑G2模式?

可能需要再经历美国两届政府才能有答案 —— 如果特朗普称2024年“可能是我们的最后一次选举”是错误预警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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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Terry Su是Lulu Derivation的总裁。在成立Lulu之前，他有20余年的投资银行和企业高管的经验。他还曾是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翻译及语言学系的顾问委员会的外部成员。他于北京大学获历史学系、国际政治学系的学士学位，并于牛津大学获国际关系硕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