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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魯閩先生, 絲綢之路經濟發展研究中心秘書長, 在《信報》發表時事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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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6月25日

英国大选:预作打算

Terry SU

距离7月4日英国提前举行议会大选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就在上个月下旬,首相苏纳克(Rishi Sunak)出人意料地宣布提前举行大选,随后的民调一直显示反对党工党以约20%的优势大幅领先在任的保守党。不少观察家预计保守党将会惨败,相信Keir Starmer爵士领导的工党将获压倒性胜利。

英国媒体对此的卜卦解说充斥着大量热门话题——经济低迷、文化迷失、移民问题以及法拉奇旋风。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是有名的顽固脱欧派,这次高调参选令人震惊——有人甚至认为,这位极右翼改革党的标志性领导人会接管即将大败、士气低落的保守党。

这是否意味着英国社会正像美国社会一样撕裂?应该不会。自从进入现代性的时代以来,英国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是一个保有秩序的政治体;用已故英国政治哲学家Roger Scruton爵士的话来说,这个国家“由‘第一人称复数‘组成,是一种先于政治的忠诚,使投相反票的邻居也能如同胞一般相处”。

对于今天的英国(对欧洲而言也是如此)——漩涡般的地缘政治外部因素(最主要的是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对抗中国的立场以及美国盟友站队的义务)往往比国内因素更为强大。

随手举两例:在华盛顿的敦促下,英国正在拆除中国制造的5G设备,并终止了与中国服务商签署的核电站合同。这种地缘政治的外生性打的旗号是大西洋两岸基于价值观的伙伴关系,英国不能甚至不会指望从美国那里得到经济补偿。

于是,英国人能做的无非是做好家务事,比如当前的议会选举,以便在无法控制的事态发展(尤其是来自美国的事态发展)中为自己争取灵活调整的余地。

2016年,英国人在卡梅伦领导的保守党政府执政期间公投表决了脱欧,很快他们就意识到脱欧是一个错误的决定。然而,对于之后怎么办,他们意见不一。卡梅伦在脱欧公投后辞职,此后8年英国先后历经4位新首相,而7月4日之后几乎肯定还会迎来第5位。

2019年担任首相的鲍里斯·约翰逊并没有如我所想像的那样发挥他那著名的(或者说臭名昭著的)机会主义特立独行的特质把脱欧实施一直拖着,拖到与布鲁塞尔进行的冗长谈判使其实际上不了了之。相反,他执行了脱欧,“这位不诚实且无能的小丑”(这是政治播客和前国会议员Rory Stewart几天前接受采访时的形容)由此开启了保守党长达四年半的失败竞选,最终预计在下周完败。

然后我想,担任过国防大臣、非牛剑出身、白手起家的榜样人物Penny Mordaunt女士可能会在2022年换届时被选中接替约翰逊,为脱欧后的英国带来一些新鲜空气,但结果她被又一位牛津毕业生Liz Truss胜过,而Truss在短暂的任期后又被另一位牛津校友苏纳克取代。

这就是英国。自1688年“光荣革命“以来,英国政治一直是一种独特的保守主义——精英主义,精于权衡,并且始终明白一个道理:不论如何日子还得接着过;相比于追求理想和永恒,英国人更偏好审慎和补救。

因此,当本来是虚张声势的脱欧居然成真,即使被称为“小丑”的约翰逊也无法越界,而是在华盛顿拒绝了他与美国经济深度链接的愿望后,提出了“全球英国”(Global Britain)的口号,不过这个口号现在已经几乎被遗忘了。而且,英国人依然坚持由他们的牛剑精英领导!

如今,作为国际上的无家可归之人,英国精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感受到美中两极化势力的拉扯。当此之时,他们似已找回了自己的冷静,正在为应对下一波突发事件而做出部署。

这一切实际上始于去年年底卡梅伦从政治荒野中突然复出。甚至国王查尔斯也在短时间内被动员起来给他封爵,使他有资格担任苏纳克内阁的外交大臣。

卡梅伦对英国脱欧公投的糟糕结果负有责任,但他的复出却受到了欢迎,而且在国人看来似乎顺理成章。英国史上有先例的:想想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吧,尽管张伯伦任首相时与希特勒达成史留恶名的绥靖交易,导致纳粹德国将欧洲拖入灾难性的二战,但丘吉尔在1940年的五人战争内阁中还是留用了他。

卡梅伦如今在追随美国对抗中国的过程中表现出色,而就是他当年作为首相时曾开创了与华双边关系的“黄金时代”。

接下来就是这场选举。在脱欧辩论中被称为“留欧派雄狮”的九十高龄的保守党政治家迈克尔·赫塞尔廷男爵(Baron Michael Heseltine)曾预言,保守党需要输掉一次选举以“弥合国家分裂”——这正在发生。这听起来是不是很像1832年《改革法案》颁布时的情形?当时,拿破仑战争时的军中英雄、两届托利(保守)党首相威灵顿公爵(Duke of Wellington)曾约束他的前士兵不要干预提出该法案的辉格党。至少可以说,这种权衡与和解的精神如今依然存在。

英国正在换马,让自己做好准备,迎接可能于11月5日卷土重来的特朗普及其将在全球掀起的轩然大波。

本文作者Terry Su是Lulu Derivation的总裁。在成立Lulu之前,他有20余年的投资银行和企业高管的经验。他还曾是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翻译及语言学系的顾问委员会的外部成员。他于北京大学获历史学系、国际政治学系的学士学位,并于牛津大学获国际关系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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